忘记奶奶

爷爷死后，奶奶一直住在乡下的老房子里。爷爷命不好，死得早。据父亲讲，爷爷是死在福建的一个菇寮里的--他没来得及躲开一棵向他压来的大树。后来爷爷被拉回浙江老家安葬，葬在自家的山里，坟的周围围着许多树木。爷爷的墓地离家不远，奶奶不曾去看过，连清明也不去，因为她知道，爷爷不曾离开。扫墓是叔叔伯伯和我父亲他们结伴同去的，每年都一样的仪式：除草、通雨水道、烧纸钱、放鞭炮。之后的这几年，由于有规定不允许在山林里明火放鞭炮，也就不再放了。扫墓完毕之后，若是天气晴好的话，叔叔伯伯和我父亲他们就去分到户头的各自的林地走走看看，划划点点这条火路（地下埋炭的界线路）上去截止某处的林块是谁的，从那条火路横擦过去到田后坑的林块又是谁的。一个清明，除了这些归属权的温习之外，就都是冷冷清清的了。

清明是奶奶一年中最热闹的一天，她烧火做饭，有鱼有肉，有鸡蛋。鱼肉是叔叔伯伯和父亲带来的，除此之外油盐酱醋米，都有带。保证奶奶饮食的供应，这是时常要做的事情。奶奶会说：不要带那么多了，我吃不多，也吃不长了。叔叔伯伯和我父亲又会说：想吃什么就托信，我们买好顺叫带进来；需要什么药也托信。奶奶又说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都好，我都好着呢。她手里端着碗，目光却落在木窗外的梨树上，这时候的梨树正抽芽了，嫩嫩的鹅黄绿。

爷爷生前造的黄泥房有两层，共二十四间，这是为他六个儿子准备的，是爷爷生后唯一留存的财产。一九九六年冬，父亲带着母亲、两个姐姐和我从福建建瓯一个叫“九匡”的村子迁回老家松坑。那时，我们一家人是与奶奶住一起的，也同吃。这是叔叔伯伯们都满意的，也认为是我父亲做得最正确最明智的一件事情。说：回来就对了，孩子读书自己这里好，种香菇、种地都自己这里好。我父亲就老老实实的在老家种起了香菇，种起了地。

我们姐弟平时住校在乡里念书，周末走路回家拿点米、咸菜和钱（那时还没开通车路）。每每回家，我们都很少看见父母亲与奶奶有说笑的时候，可以说是一次也没有。后来有一次，我听见奶奶与母亲相骂，脸红脖子粗，指着手指骂。奶奶在家门口边骂边一路退去，退到门外的高坡处（这里就像是这座村子的“主席台”,谁家有被偷东西了，谁家男人偷人家老婆了，村里的受害者都会站在这里向全村人宣告），然后别过身去，向着全村人骂我母亲。让全村人都来听我母亲的种种不好，告诉全村人她就当没生过我父亲这个儿子……好像，她真的受了什么大害一般的气愤，连亲生儿子都可以不认了。也记得有一回，奶奶家的母鸡“咕嘎、咕嘎”叫了一上午，后来到鸡窝去摸蛋，却摸不着，就又歇斯底里地站到我家厨房外大声呼骂起来，说：你儿子学的坏，把蛋也摸去吃了，我这蛋是要集起来送去我梅月外甥女做月子的，我梅月外甥女身子虚，要吃土鸡蛋……这个时候，黄昏初上，山谷里的回音仿佛和天边的晚霞一样清晰、浓烈。后来，我知道母鸡也有生假蛋的时候。

那以后的几天，奶奶一言不发，只是闷闷地在自家的柴间里坐着，柴门敞着，只要见我家的鸡经过，她便是用铁制的火钳重重往鸡背骨上敲去，一天之内敲残一只，敲死一只。之后，我第一次听到父亲对奶奶出言不逊。再之后，我父亲和母亲收拾好秋天的稻谷和最后一季的香菇，便离开了那个村庄，举家迁到另一个乡上租房住下。没有木料和菇棚，香菇是种不成了，于是他们打散工，做短工，以此维持全家的生计。

打那之后，我就几乎没有再见到奶奶了。一时间回过身去点数，也已十余年了。这十多年里，常常听到同学们、朋友们会讲到自己的奶奶，讲到自己与奶奶那些不可忘怀的生动故事。我也常常认真的倾听，其间的每一个细节我模拟着它们都在自己身上经过，包括那些慈祥的笑容，甚至是衰老的皱纹都好像曾经刻在我的记忆里。那种祥和，古朴的村庄里方才有的恬然幸福，祖孙之间那种密密相连不可割断的血脉……可都是梦幻，终于还是醒过神来，看了看异乡的宽大的天空，看了看这座他乡灯火通明的城市，只是心里想到南方的边陲小村，我也有个奶奶--没有细节，也没有场景。

奶奶还活着，我却好像找不到关于她的好印象。我们很陌生，陌生到除了只知道还有个奶奶存在之外，就没有任何其它关联了。这些乱糟糟的回忆也还是没有让我忆起奶奶那脸的具体轮廓，也没有忆起她的皱纹和她所梳的发髻的具体形象。“奶奶”之于我，似乎只是一个微不足道，并且不需要被日常用到的名词，于是，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和奶奶联系在一起过，就连在梦中也不曾有。

奶奶还住在乡下的村子里。叔叔伯伯和我父亲他们都叫奶奶出来城里住，说她要是不习惯同住就租房让她自个儿单另，只为离子女近些有个照应。她硬不肯，好在她身体硬朗，在生活起居尚且能自力的情况下，也就随了她的性子。奶奶和从前一样，每天早早吃过晚饭，反锁好正大门，然后打着手电从侧门出去，到隔壁人家去看会电视，看完一二集正片后，就又打着手电小步小步地回到自己家里。她开门，木门“吱嘎”一声几经要把幽深山谷里的夜给划破了。她反锁好门，也不开灯，顺着手电的光穿过屋子长长的过道，摸回房间去睡觉。二十四间房的房子，她只需一间；几百平米宽的屋子，她只需十几平米。整幢房子，空空的，一片阴冷、死寂，奶奶生活在这里。

一个人的生活，不再能有与谁争吵的理由，不再有叨念，大家都以为这是最符合她的性格和脾气的。她在这个村庄，一生活就快八十年了，上半辈子的精力都用在生八个孩子上；下半辈子一个人守着一幢大大的泥房和房门前的四棵梨树、两棵桃树。梨和桃子，她是吃不动了的，她就叫村里的小孩们摘去吃。村里的小孩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她也不能再叫谁来摘去吃了，就只好看着它们一个一个腐烂、被虫子雕空，干干瘦瘦地落进泥里。

在我看来，奶奶是习惯和喜欢了孤独的。但是，父亲与我讲，其实奶奶很怕孤独。前些年，奶奶开口要求儿子们为她买块公墓地，说要葬在城里。“城里热闹，公墓就像广场，人多。就是要与人相吵，也要有人才拌得上嘴。”她近乎自我讽刺的自语，听众是他的儿子们。大家呵呵一笑，但是多少还是带着一丝严肃的表情。自那以后，我这么想：那些与我母亲不可开交的相骂或曾让她有一丝存在感，才是她最为充实的时候吧。事实证明，孤独是恐惧的，而且威力强大。

奶奶老了吗？我甚至怀疑一旦见面，我已经会认不出奶奶了。她着一身长褂的怀里还是揣着花生、南瓜子之类的食物，小心翼翼地走过田埂、绕过哗哗的灌溉水渠，往到姑婆家去，边走边嗑，满野的青草从她脚边一路铺去；她也还独自一人上山寻野菜，一竹篓实实的嫩蕨用沸水煮烂，然后在太阳下曝干；她最喜欢站到村里的那个高坡上，那个能够俯视村庄一切的位置，她站在那，好奇的看对山“半天岭”上下来的陌生人，一边看一边朝着问：菊花，菊花，你看那里是谁来了，菊花正在家门口的菜地上伐玉米，夕光照过来，玉米金黄金黄。我的奶奶，她依旧是个没心没肺、无知又纯粹的农妇。

我本想就这样忘掉奶奶的，我想，如果碰到这个词语，我可以轻轻绕过去，像从岁月里绕过一张日历。也不伸手，不去触碰，让这个不曾给我一丝温暖的词语，一直坚硬下去，直至被一季又一季的荒草覆盖。可是奶奶和“奶奶”这个词都在我的故乡，都在蒿草细密的沃土地上，她们时不时的敲击着我柔弱的心，尤其是在我渐长的岁数里。经过多了，滋味淡了，怨恨也少了，感觉生命宽大了许多……去年冬天，还是计划回去看了一趟奶奶。她老了，老得这样快，这样令我不可置信。她的老，仿佛就在我到达前的一瞬间。此地此景，我还能很清楚的描摹出她铿锵有力的骂架之势，而眼前的她那么怕冷了，弓着背，火笼不肯离开过手。不从时间上去算，我也要相信奶奶老了的事实，她的体质也有了很大的变化，食量少了，行动也多有不便了，腰痛、腿痛、视力模糊。

“这里比不得城里，山又高，山风刀利，快，快屋里坐去。”这是她与我讲的此生的第一句有温度的话，带着沧桑。但我并没有惊讶，我只是“嗯”的一声。或许麻木了，觉得这话的受众不是我，说得再暖也不关我什么事情。这是奶奶住了一辈子的屋子，屋内四壁木墙，灯光昏暗，但很静。墙壁上挂着一串玉米，和几个干红的辣椒。正北边墙上挂着爷爷的像。据说那像是画的（当时没有照相技术，或是有也没经济能力去照），我对爷爷仅有的记忆也就是这幅画像，一幅画像者想象中的容貌而已。奶奶将它擦得干净，时常是一天一遍。“我还是要离开的，我老了，村子里都老人，没人了，都走光了。”她木木地握紧火笼，目光呆滞的望着木窗外的梨树、桃树，“你是长孙，仪式还是要做的，端遗像走过场，不需要多少时间。”我没有说话，只是顺着她木讷的神情，也去看木窗外的梨树、桃树。冬天，树干上一片叶子也没有。

奶奶还活着，可我们依然很陌生。其实，她也用不到我们之间再有的“亲切”了，不久她将会有她如从前那样一个人的生活，一身长褂的怀里还是揣着花生、南瓜子，但她不再独自一人上山寻野菜，不再站在村子的高坡上好奇的问是谁来啦，是谁来啦。因为，她所在的城市没有此类环境的提供。那里有车来人往的热闹声，那里有宽大的马路，马路两旁也有家乡山岗上一样粗壮的树。我知道，我将会忘记她，在热闹的街道上，在市民广场、水上公园，我们相互看不见的地方，谁也不再认识谁。